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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顺天台庵弥陀殿修缮工程年代的发现

在线文博2018-01-12 06:59:52


一、天台庵与弥陀殿

天台庵,位于山西省平顺县城东北25公里的实会乡王曲村内。寺院现址规模很小,坐落在村中的黄土台地之上,周边被农舍环绕包围。寺内现存建筑仅有弥陀殿一座,背北面南孤兀而立;唐碑一通,立于殿前左侧,碑文漫漶字迹难辨。因无其他史料可稽,故弥陀殿之创建以及天台庵之前的原状今已无从知晓。弥陀殿,被认为是国内仅存的四座唐代建筑之一,天台庵因此名扬海内外,并备受学界关注。


弥陀殿面宽三间,进深四椽,单檐九脊顶,是一座宽深不足7米略呈方形的小殿。屋面以青灰色陶制筒板瓦覆盖,瓦条垒脊,正脊两端是琉璃制成的大吻。殿之台基以稍事加工的料石垒砌,檐口一周由条石铺压,殿前正中设踏步三级,亦是用条石垒筑,无垂带石之设,台明用条砖铺墁。当心间设两扇小板门,两梢间各安直棂窗,下设槛墙。两山及后檐墙以条石为基,青砖砌筑至阑额之下。


弥陀殿梁架为四椽栿通檐用二柱构造。栿背之上前后立蜀柱、大斗承顶平梁,梁端两安叉手,与梁上侏儒柱共同承负脊槫。值得一提的是,两梢间不设头栿缝架,山面檐椽椽尾搭在平梁外附设的承椽枋之上,此种结构方式与南禅寺大殿不同,恰与芮城广仁王庙(831年)和潞城原起寺(五代)大殿的构造方式相一致,是之后少见的歇山式构架。需要指出的是,四椽栿上立蜀柱承顶平梁的结构方式,在已知的唐五代遗物中未见,恰是当地宋代中期以后流行的架间结构形式。


弥陀殿檐下设柱头斗拱一周,斗口跳做法。华拱只出一跳为四椽栿延长伸出檐柱外砍制成卷头,跳头上安替木承橑风槫未施令拱,也不设耍头。前檐当心间设补间斗拱一朵,形制与柱头斗拱相同,疑为后添;转角45°角线亦各出华拱一跳,正、侧身是柱头枋与华拱出跳相列的做法,形制甚是独特。引人注目的是,泥道拱非真实之拱,而是由一条贯通各栌斗的柱头枋上隐刻出的拱形,华拱与之交出,与其他3例唐构泥道拱交出华拱的做法不同。


修缮前后的天台庵弥陀殿


二、年代讨论

1956年4月,由文化部和山西省文化局联合组织的文物普查试验工作队对天台庵进行了调查,发现并考察了这座重要的遗物。杜仙洲先生认为:“此殿在建筑结构上,有些地方近似南禅寺正殿,在风格上具有不少早期建筑的特征,可能是一座晚唐建筑。”此论一出,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古建筑又添一例唐代木构。


柴泽俊先生认为:弥陀殿“现存殿宇造型结构,由柱子到梁架、斗拱,几乎全部都呈现出明显的唐代特征”“斗拱、梁架构为一体,简练有力,与中唐时期重建的五台南禅寺大殿相同。”该殿“为我国唐代小型佛殿中的佳作”,“是全国仅存的四座完整的唐代建筑之一”。


傅熹年先生认为:“大殿的创建年代不可考,只能大致定在唐代。”“除此之外,殿身构架中未发现更多的比例关系。有可能在金代重修时,因构件朽坏,有的被截短,致使构件尺寸改动较大,如柱高、举高、出檐等,直接影响了天台庵大殿作为唐代实例的研究价值。”


王春波先生认为:弥陀殿“从平面到立面到内部结构形式,均与五台南禅寺大殿相似。”“又从大殿的当心间材分值,每架椽的水平长度材分值,屋架举折趋势……柱高、铺作高、总举高等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等都是与五台佛光寺大殿相似,所以天台庵是晚唐建筑无疑。”


李会智先生认为:“根据该殿梁架结构的整体和局部结构特点,建筑部件的制作手法,尤其是平梁及四椽栿之间设蜀柱,平槫攀间隐刻拱、泥道隐刻拱的制作手法等特点,为五代遗构。”同样持五代说观点的还有曹汛先生。


可以看出,弥陀殿的年代有唐代说、晚唐说和五代说。需要指出的是,现有的史料包括唐代石刻都不能提供大殿创建年代的证据。所以,对于弥陀殿的年代只能通过类型学方法进行比较研究,作出一个相对年代区间的推断。然而重要的是,对于一座单体建筑能引发出不同的学术评论,是少见且难得的。


三、重要发现

2011年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对天台庵进行了勘察和修缮方案设计,2013年8月山西省文物局作出批复,2014年3月完成工程招投标,2014年4月18日工程正式开工。开工前,省文物局白雪冰副处长陪同国家局专家组张之平教授、李永革高级工程师等专家考察时提出,弥陀殿维修工程应当充分考虑到它的特殊性,不要受工期的制约,应当是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保护工程,考察原状和后代改制情况是重点研究方向。


开工后,除了按照相关规定和施工组织设计进行施工外,还在施工前对进场的所有施工及参与人员进行了安全、文明施工以及各工种的操作程序和保护理念等方面的培训工作。特别强调了对文物信息发现与保护的要求,举出了以往施工中常见和易毁失信息的部位与事例,并着重强调了文物不可再生的特殊性,提出了精心操作,严格规范,不赶进度的基本原则,对重点部位提出了特殊要求和管理办法。


11月1日,弥陀殿屋面拆卸工作完毕,检查脊槫基本完好,无折断、开裂、糟朽等不安全隐患。本着尽量少干预原则,决定保持现状。然而,压在大家心头的弥陀殿年代问题总是挥之不去,一直寄希望于在修缮中能有所发现。于是抱着一试的心态,做出打开脊槫查看有无题迹的调整。果然在转天的11月2日,令人振奋的情况出现了,在脊槫与替木间“长兴四年九月二日……”的墨书赫然而现。长兴乃五代后唐明宗李亶的年号,时公元933年,距大唐王朝灭亡已26年。


11月7日,清理飞子工作接近尾声,当东南翼角南侧飞子拆卸至第14根时,“奇迹”又出现了,紧接着第15、16根飞子上都依稀可见墨书痕迹。当我们小心翼翼地把那百年封尘清除干净之后,“大唐天成四年建创立,大金壬午年重修,大定元年重修,大明景泰重修,大清康熙九年重修”的墨书题迹再次惊现。梳理这些题迹后,天台庵与弥陀殿创建、修缮的历史清晰起来。


天成是后唐明宗的年号,四年即公元929年创立了天台庵。长兴四年弥陀殿立架上梁。之后历金代、明代、清代皆有重修。


至此我们可以确知,弥陀殿是一座创建于五代后唐之遗物。但是考察大殿之风格特征:其柱头之上只安阑额,无普拍枋之设的“阑额型”结构形式;其托脚入平梁下之大斗内斜抵梁头的“入斗型”结构做法;其华拱由四椽栿伸出檐外制成的“组合型”结构方式;其四椽栿通达前后檐无内柱的“一栿二柱型”结构模式,都与南禅寺和广仁王庙大殿一脉相承,依然严格地遵循着唐代的制度。重要的是,以类型学方法比较,大殿所具有的特征只能排列在唐代而非宋代。因此,如果没有确凿的创建年代证据,根据其主要结构特征的排序,给出的相对年代只能是唐代。


四、冷静思考

当我们从发现弥陀殿年代证据的兴奋中冷静下来之时,回想当初心悸难消,如果不打开脊槫,如果不仔细清理构件,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如果不是坚定的研究性保护信念,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大殿创建年代的秘密只能待以后的修缮中才有可能被揭晓;如果不是高度的责任心和严谨的工作方法,飞子抑或被丢弃,那些前人的墨书就会永远不被人知。无疑,正确的保护理念、科学的施工方法、严谨的管理程序和负责任的工作态度是发现和保护历史信息的根本保障。


时下,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社会各界和广大公众都非常关注古代建筑的保护情况。近年来政府投入大量的保护资金,使得山西一大批元代以前的木构古建筑得到有效保护。然而作为参与者或从业人员,面对这“一片大好”的形势都应当静下心来,认真思考怎样的保护才符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要求,如何让保护工程成为一次重新认识和再次研究的过程,是我们当下维修工程中必须认真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事实上,每一次工程干预都或多或少地损伤乃至毁失历史信息。所谓历史信息也并非只是文字遗迹,从历代构件样式、结构模式的认知,到后世修改、添加的识别,从官式制度的规定到地方做法的惯用,乃至从脊兽瓦件的制作方法到泥背瓦瓦工艺的传承等等,各种历史的、工艺的、技术的、材质的信息无处不在。如何仔细考察发现有价值意义的信息,并妥善有效地保护传承,是对每一个保护工作参与者的能力和责任心的考量。


不容回避的是,一方面,当前施工单位和技术人员的能力水平参差不齐,另一方面,勘察时的条件限制,设计人员的研究能力所限等等的先天不足,也都是保护工作的风险因素。从管理的角度出发,应当把发现与研究、认识与收获纳入到工程考评体系中去,用以强化和提升保护理念、认识水平和研究能力。否则,我们的文物保护工程可能将永远在“排除安全隐患”,保证不塌不漏的水平上徘徊,并且存在着丢失历史信息乃至“保护性破坏”的风险。

天台庵弥陀殿横剖面图


弥陀殿脊槫下墨书题迹

(长兴四年九月二日……)


弥陀殿唐代特征


五、题迹之谜

弥陀殿首次发现题迹由王春波先生公开发表于1993年《文物》第6期,原文如下:这次考查在屋顶东山出际曲脊里发现有一清代刻画的素混筒瓦,上题:“重修天台庵创立不知何许年重修如大定二年中有大明二百□十五年先有大元四十年限今又是大清二十六年康熙九年重修三百有余岁矣壶关县泥匠程可弟修造”。该题记为壶关县泥匠程可弟在“大清二十六年康熙九年”即公元1670年维修天台庵弥陀殿时所记。从这段题记中,我们大致可以获得如下信息:①记录了金、元、明、清重修;②未题创建何年;③其中元、明之修年代不详,作者未作说明。


前段时间笔者与王春波先生提及发现五代题迹之事,他认为题迹只是旁证,再者,唐建五代重修也不是没有可能,关键还是看建筑本身所保存的时代特征。此言不差,本来晚唐与五代相去不远,在宋代风格形成之前,必然唐风尚在。从这一点看,暴露出我们建筑历史研究的缺憾与不足。虽然前代学者们在北方地区的调查、考证、研究的基础上,唐至元代的时代特征,主要风格基本清晰,然从谱系学的角度看,区域文化、发展序列、演变过程的研究并未展开,导致建筑个案年代断定停留在风格论的基础之上。显然,春波先生对弥陀殿仅凭题迹的发现判定其五代创立的存疑也不无道理。


此外,王春波先生认为:“四椽栿上立蜀柱,平梁之上驼峰,侏儒柱,从形制上看,与其他构件的风格截然不同。在这次勘测中,也发现四椽栿蜀柱位置两侧有榫卯结构痕迹,结合清代筒瓦上的记载,可断定为金大定二年重修的遗物。”傅熹年先生也提出了类似的疑问,他认为:“殿身构架中未发现更多的比例关系。有可能在金代重修时,因构件朽坏,有的被截短,致使构件尺寸改动较大。”可以看出两位先生的观点基本一致,一方面认可弥陀殿的唐代风格,同时认为大殿梁架部分在金代的修缮时做了较大的添改。但是,根据蜀柱柱式和结构形式,我们认为金代之说值得商榷。

 

六、题迹梳理

我们将两次发现的题迹归纳列表进行分析和研究。列表如下:




可以看出,①从题迹部位看:可以分为槫题、瓦题和飞题;②皆大清康熙九年维修时,由瓦匠和木匠分别题书;③瓦题“重修天台庵,创立不知何许年”,而飞题“天成四年建创”,何以创立之年瓦匠不知,而木匠却知;④关于金代重修瓦题“大定二年”,飞题“大定元年重修”“大金壬午年重修”,壬午是大定二年,当是工起于元年,工皆于二年;⑤瓦题有“大元”重修,飞题中未见元代重修之记;⑥瓦题“大明二百□十五年”,飞题“大明景泰重修”。


(从右至左):大唐天成四年建创 大金壬午年重修 大定元年重修 大明景泰重修

 

七、纪年之谜

在这段记载中,确指的年代只有大定二年和瓦题的康熙九年,即1162年和1670年。大清立朝于世祖顺治元年(1644年),至康熙九年恰是26年。元立国是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依此解“大元四十年”是1311年即至大四年,那么“大明二百□十五年”是何年呢?在已知的明确纪年中,几经推算,清康熙九年前推215年是明景泰六年(1455年),恰与飞题“大明景泰重修”吻合;“重修三百有余岁矣”又是何故?自大定二年至康熙九年期间是508年,以元至大修算是359年,以明景泰年修是215年。显然,“三百有余岁”是指元至大八年的修缮。问题又来了,何以要从元代记起呢?其实程瓦匠以“先有”和“今有”给出了暗示。


景泰为1450年至1456年,何年不知。根据上表的梳理基本可以判定,脊槫下墨书当创修弥陀殿时所题。从瓦题和飞题内容分析,康熙二十九年之时,庙内所存碑碣并非一两块,这一点从瓦、木工匠所摘记不一可以看出。重要的是,关于元代和明代两次修缮,飞题只记“景泰”,未明确哪一年,而瓦题更是给出了一个“中有大明二百□十五年,先有大元四十年”的谜题,巧合的是“二百□十五年”又缺了一个数字,为解开这段年代数字之谜平添了一份障碍,也平添了几分趣意。


瓦题和飞题虽然不完全一致,但分析考证,所得互补互证表明,康熙九年时相关史料是比较清晰的,故瓦、飞题是可以采信的。梳理这些题迹,天台庵和弥陀殿的历史沿革逐渐清晰起来。“天台庵创立于五代天成四年”,长兴四年(创修大殿),金大定元年至二年、元至大四年、明景泰六年、清康熙九年分别有过重修。


 

八、改制分析

题迹显示,弥陀殿在其存续的历史上,有明确记录的重修有4次。事实上,从现状看,主要添改有以下几方面:①平梁之上立有侏儒柱,与学界共识的大叉手与捧节令拱支撑脊槫的唐代模式不符,是后添还是原状,待考。②四椽栿与平梁间以蜀柱大斗为隔架结构,与南禅寺和广仁王庙大殿明栿用驼峰大斗的做法不同。③当心间设置一朵补间斗拱,形制与柱头斗拱一致,但从用材用料和制作手法,特别是里转悬空的结构情况看,当是后添无疑。④大角梁尾叉在蜀柱之上,结构位置处于下平槫之下,与南禅寺和佛光寺大角梁搭压在檐槫和下平槫交结点上的做法不同,也与蜀柱隔架的真实性相关联。


关于弥陀殿结构改制问题中最受关注的即是蜀柱大斗隔架问题,同时注意到由于结构的改变所引起的建筑比例的变化。从大殿四椽栿背上残存的卯洞可以断定,蜀柱不是原构的。对于其何时进行的添改,王春波先生提出:结合瓦题记载“断定为金大定二年重修的遗物”,同样傅熹年先生也认为“大殿梁架部分在金代的维修时做了较大的改动,以至在建筑比例方面失去了唐代研究价值。”的确,当地金代建筑遗物中普遍采用了蜀柱大斗隔架的结构方式,然而通过进一步的考查特别是采用类型比较的方法,比照当地金、元、明三代建筑的柱形、柱式以及结构结合方式,我们认为:是金代改制或添加的结论值得商榷。


从结构发展演变的角度考察,弥陀殿架间结构改制不支持金代说的证据有以下几个方面:


从隔架结构的发展序列看,唐代“驼峰大斗型”(明栿);五代“驼峰大斗型”、“十字斗拱型”和“斜杀斗拱型”共存;宋代早期“斜杀斗拱型”为主流模式;宋代中期“蜀柱大斗型”定型,之后成为金、元、明、清5个时代的主要隔架模式。弥陀殿的重修恰经历这4个时代,而确认金代证据不足。


从柱式演变看,平顺龙门寺西配殿是梁架间用短柱首个实例,是平梁之上立侏儒柱与叉手共承脊槫,其柱式方形抹棱;宋代中期当地出现的四椽栿上立蜀柱承平梁的实例亦是方形抹棱式。金大定年间的沁县普照寺大殿是首个圆形蜀柱,其柱头形制与檐内柱一样都是“覆盆式”,而弥陀殿之蜀柱将柱头正背面杀斜的做法是当地明代的流行做法。


从柱脚结构的组合形式看,蜀柱与侏儒柱一样,都是一个由方木驼峰、直肩合木沓、斜肩合木沓的衍变过程。弥陀殿柱脚直接坐在栿背上则是当地元代晚期出现明代才普遍的做法。


由此我们推测:从弥陀殿梁栿间结构现状中圆形柱式和直接坐梁的情况看,改制当在元、明之间。然而,其柱头“砍杀”是当地明代典型特征表明,弥陀殿架间结构是明景泰六年维修时改添的可能性最大。


发现题迹之后,我们向柴泽俊老师汇报了此次发现的经过与情况。柴老放下端详了许久的题迹,抬起头来连声说道:“重要发现,重要发现”,接着又说:“弥陀殿保存了许多与南禅寺和广仁王庙大殿的相同特征,更何况,创建时距唐亡仅20多年,有些匠师都还是唐人。所以,一直以来,普遍认为它是一座唐代小殿,也理所当然。今天,你们揭开了它尘封千年的面纱,为它的真实年代找到了证据。这不仅是保护工程的一项重要发现,也是建筑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发现。”


在谈及下一步工作时,柴老指出:“这一发现和你们对结构改制的研究为弥陀殿的复原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在研究方面就要采用考古学、年代学和史源学等方法,不能仅仅停留在蜀柱问题上,应当进一步考查脊部、大角梁等构造,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还弥陀殿以历史原貌。希望你们能再接再厉,力争把弥陀殿的修缮真正做成具有研究意义的保护工程。”


 *文章来源:《中国文物报》2017年3月17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