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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民国时局的冯玉祥将军

那些有伤的读书人2018-06-12 16:42:10

本文摘选自:河南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名人传记》珍藏本”系列之《亲历历史》



冯玉祥


知名爱国民主人士、民革监察委员会原委员冯弗伐是冯玉祥与结发夫人刘德贞的次女,这位1913年出生的世纪老人生前曾撰文评价父亲的一生:

 

“先父冯玉祥,一生事迹极富传奇性。从童年到老年都在军籍。他的历史是一部旧中国军队历史,是一部旧中国的政治历史,还是旧中国民生凋敝、饥寒交迫的历史。他是一个极富爱国心的军人,是长期与恶势力、反动政权为敌的正直军人。他的个人经历极富故事性、传奇性、史料性。”

 

“吃着百姓的粮,不为人民办事,那算个什么东西”

 

在冯弗伐眼里,冯玉祥的从军之路“坎坷崎岖,从小兵一步步干到总司令的位置”。出身贫寒的冯玉祥十一岁便随父亲从军。保定府“五营练兵”有一个惯例——父亲退伍了,可由儿子顶名补缺。

 

“有一次,营中出了一个缺额,姓苗的管带便提议让我父亲来补缺,可又不知道我父亲的名字,便自作主张,在空缺处写上了‘冯玉祥’三个字。其实,我父亲的原名叫冯基善,小名科宝,没想到,苗管带信手写的‘冯玉祥’成了我父亲的终生名字。”

 

在几乎所有讲述冯玉祥先生的故事中,都会提及他为多挣几两银子缓解家用,下决心当“教习”——替官长喊操的事情。

 

冯玉祥每天清晨天不亮就站在操场上大喊“立正”“稍息”“托枪”,日复一日,风雨无阻,一喊就是四年。

 

冯弗伐说,父亲的外号“外国点心”就是从这里出来的,意思是说他如此卖命,迟早会被洋鬼子打死。但冯玉祥不以为然,反而特意刻了一枚“外国点心”的图章保存起来,以后给人写字时常盖上这枚图章。

 

冯玉祥还有一个外号叫“基督将军”。这个外号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冯玉祥在保定当兵时。

 

“有一次他亲眼看见保定教堂的外国传教士全部被杀害。在刑场上有一个女传教士为了救别人,就主动请求只杀她一个人。父亲被她这种舍己救人的精神所感动。”

 

1913年,冯玉祥在北京担任京卫军团长时,常常到崇文门的教堂听基督教教义。两年后,冯玉祥正式受洗入教,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基督将军。

 

“但到了五卅运动时,父亲看到帝国列强侵略蹂躏中国的悲惨景象,就愤然与基督教决裂。但他不抽烟不喝酒的习惯并未由此改变。”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冯玉祥参与组织滦州起义,失败后被革职,递解保定。此后,冯玉祥曾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的斗争。1918年,身为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的冯玉祥,坚决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在奉命率部南下攻打护法军途中,于湖北武穴通电主和,被免职留任。19186月,冯玉祥率部攻占湖南常德后,被撤销免职处分,11月任湘西镇守使。

 

在常德,冯玉祥经常带着五岁的冯弗伐在湖边散步。他发现当地人在同一个小河里洗完马桶以后,又在同处洗菜,甚至担水做饭。为了让乡亲们吃上干净的水,冯玉祥想了个办法:从河边往河中央修一些半截子的桥,这样就可以从河中间挑干净的水吃了。

 

这个“半截桥”解决了村民的健康饮水问题。有一天,年幼的冯弗伐趴在父亲的背上指着河边的“半截桥”说:“这是干什么用的?”

 

冯玉祥告诉女儿:“这是给乡亲们谋的一点好处,吃着百姓的粮,不为人民办事,那算个什么东西!”如此“主旋律”的话语,无数次地出现在冯玉祥的演讲、日记、自传,乃至遗书中。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军阀政府,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这年422日,冯玉祥给要外出学习的长子冯洪国撰写了一副对联:欲除烦恼须无我,历尽艰难好做人。

 

写完后,冯玉祥把孩子们叫在一起说:“这副对联既是给你哥哥的、给你们的,也是给我自己的,要无我才能为民众、为大家。只有这样,才能在人生路上不至于庸人自扰。”


与共产党的密切关系

 

“苟张作霖一味残暴成性,胆敢危害李大钊等数十名革命同志之生命,则本总司令实逼此处,亦唯有采取无可奈何之报复主义,而后以张作霖之残酷手段还诸奉方人员……”

 

192746日,张作霖在北京派兵包围苏联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八十余名革命同志。由于当时战乱,造成邮传不畅通,冯玉祥没能在第一时间获悉消息,但是他一闻讯就当即以鲜明的强硬态度发出这封通电,谴责张作霖。

 

“父亲最早结识和共同战斗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李大钊先生。父亲对李先生十分尊敬、信赖,对李先生的革命理论和策略十分佩服。”冯弗伐回忆说。

 

1924年年初,李大钊参加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一大,并从孙中山处了解到冯玉祥的近况。

 

“李大钊到北京后即与我父亲会面,做了一次十分深入的长谈。这次谈话,使父亲对中国的革命形势,对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特别对国共合作的新形势、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这次谈话使冯玉祥为之一振。事后他评价这次谈话是“教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经李大钊和徐谦的介绍,冯玉祥结识了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为了实现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冯玉祥请苏联政府派人帮助训练军队。19254月,苏联顾问到达张家口,冯玉祥委派他们训练军队,自己也听苏联政治顾问讲课,并任命共产党员刘伯坚做军队政治部副部长。

 

不久,直、奉各系军阀又欲大动干戈,东北局势日趋严重。冯玉祥不愿卷入军阀混战的旋涡,于192611日通电辞职,321日取道蒙古赴苏联考察。在赴苏途中,他与鲍罗廷、徐谦、顾孟馀等研究讨论中国的前途,并经徐谦的介绍,正式加入国民党。

 

19267月,北伐战争开始。不久,国民革命军在南口败退。危难之时,李大钊先后三次电请冯玉祥回国,希望他收拾残局,整理旧部,配合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冯玉祥慨然接受李大钊的建议,提出“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

 

在冯弗伐看来,父亲在几项重大抉择中,都采纳了李大钊的建议。如1925年决定就任西北边防督办,联合郭松龄反对奉系军阀的斗争;19269月从苏联回国举行“五原誓师”,制定“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出师北伐的军事策略等。

 

“父亲联合孙岳、胡景翼两将军发动‘北京政变’,也与李大钊先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冯弗伐说。

 

李大钊调了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到国民革命军工作,还帮助国民革命军办了两个机关报。同时,李大钊还促成了苏联对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援助。

 

192756日,冯玉祥在潼关得知李大钊在428日被杀害,不禁放声大哭,悲愤不已。他令全军将士戴孝,部队各级机关、团体均召开追悼大会,并在悼文中称要“继死者的革命精神而奋斗”。

 

冯玉祥还在高级将领大会上含泪诵读了自己所做的悼诗。诗中写道:“何故被绞杀兮?为革命。”“死我同志兮,增我灭敌之决心!”“继死者之志向而奋斗兮,达到革命成功!”

 

忆及父亲与李大钊的往事,冯弗伐感到惋惜的是父亲与李大钊的唯一一张合影毁于红卫兵之手。

 

1927年,摄影师赵亦云送给冯弗伐一张照片。他说,这是非常珍贵的照片,你一定要保存好。

 

这张照片是冯玉祥与李大钊在北京温泉的合影,照片中的李大钊穿着长袍,架一副黑边眼镜。然而,几十年来冯弗伐一直珍藏着的这张珍贵照片,最终还是没躲过“文革”的冲击,被红卫兵烧毁了。

 

19361123日,发生了“七君子事件”,冯玉祥参与营救,他两次急电时在洛阳的蒋介石,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冯玉祥又与于右任先生发起十万人签名营救“七君子”运动,后因西安事变的发生而停止。之后冯玉祥一直不断要求蒋介石履行诺言,直到1937731日“七君子”被释放。不为人知的是,冯弗伐和父亲一样积极参与了“七君子”的营救工作。冯玉祥写给宋庆龄的亲笔信,就是由冯弗伐密送给何香凝转交的。

 

1942年,共产党员廖承志被捕,应何香凝的恳请,冯玉祥当即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廖承志。此外,冯玉祥还参与营救沈钧儒、华岗、浦化人、张申府、楼适夷、张公干、周茂藩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他甚至营救了越南劳动党的创始人胡志明。

 

“父亲营救胡志明的义举,得到越南劳动党和人民的赞扬,后来,胡志明的老战友黄文欢还写了‘冯玉祥其人如玉’的汉字条幅以表赞誉。”

 

冯玉祥不仅在与各种力量长期斗争中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在他身边,也总有共产党员。

 

“父亲与吉鸿昌、方振武两将军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军中有三百多名骨干分子都是中共党员。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这支成分复杂、各不相属的部队很快变成了一支朝气蓬勃的抗日力量。”

 

受冯玉祥的影响,他的很多老同事、老部下后来都采取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态度,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董振堂、赵博生举行“宁都起义”,加入了红军;抗日英雄吉鸿昌加入了共产党;高树勋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位在内战前线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在淮海战役前期起义的张克侠、何基沣两将军则早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冯弗伐说。

 

在冯玉祥的部属里,不少人或明或暗地支持或帮助过中共武装力量,这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

 

“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应邀到习仲勋先生家中做客,习老回忆起当年父亲的旧部对刘志丹和他共同率领的红军部队的帮助,其中讲到,部队有一个时期物资、军需匮乏,有一天忽见刘志丹同志在西北军中结识的杨慕时先生(字斌甫,父亲的老部下)带人送来了粮食、马匹和布匹,解了部队燃眉之急,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与蒋介石分分合合


“虽然蒋介石对先父怀恨而无好感,但他们在台北出版的回忆录中,对我父亲也无诋毁之词。”冯弗伐曾如是评价父亲与蒋介石的关系。她说:“他的文武部属不少人参加了反蒋爱国的阵营。1933年,长城战役中的二十九军将士,是他最后的嫡系部队;1936年西安事变,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也是他的旧部;在战争中前线起义的赵博生、董振堂、赵寿山、高树勋、张克侠、何基沣等将领都是他的西北军部属。”

 

冯玉祥与蒋介石,从义结金兰到兵戎相见,直到最后公开决裂,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1928年,中国的军阀混战依然频仍,怀有统一中国壮志的蒋介石此时想借重冯玉祥的力量。此时,冯玉祥统领的军队有四十万之众。

 

19276月,当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与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北伐途中相遇时,冯玉祥见其风采及言谈态度,无不使其敬慕,大有相见恨晚之情。此后,蒋介石第一次被逼下野,东渡日本,冯玉祥联合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通电支持蒋介石回国,共同拥护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回国复职后重回权力中心,不久,他从南京来到郑州与冯玉祥再次见面。

 

19282月,蒋介石和冯玉祥互换拜把子兰谱,结拜兄弟。蒋介石写道:“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冯玉祥写道:“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

 

同年72日出版的美国《时代》杂志上,冯玉祥继吴佩孚、蒋介石之后成为第三位中国籍封面人物。封面文章的导语里写道:“他站起来足有六英尺高。他不是纤弱的黄种人,而是个头魁梧、古铜色皮肤,很和蔼,《圣经》拿在手上或者放在口袋里的虔诚的基督徒、神枪手,世界上最大的十九点五万人的私人军队的主人。在今天,这样的人就是中国的一个最强者:冯玉祥元帅。”

 

蒋介石与冯玉祥结为金兰之好,开始了两人长达二十年的分分合合。

 

冯弗伐说:“由于蒋介石完全背离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所以父亲与他分手了。”她曾听父亲说过:“我在兰谱上已经说明,我和蒋介石结盟兄弟是为了实现三民主义,如果他不拿人民当主人,而把人民当奴隶,我就不仅不能与他一起干,而且非打倒他不可。”

 

国民革命军分为四个集团军,蒋介石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其中,冯玉祥部战功最为显赫,付出的代价最高。然而,蒋介石采取“以阎制冯”的策略,在冯玉祥部率先攻占了京、津后,把京、津、冀分给了阎锡山。北伐胜利后,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实行“以党治国”的“训政”,以“裁军建设”相号召,力图“编遣”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军队,这加剧了国民党内部各军事实力派之间的矛盾。

 

19295月,冯玉祥宣布反蒋,蒋冯战争爆发。“十三太保”之韩复榘、石友三的倒戈,对冯玉祥的打击很大,他为此痛哭流涕,以致自信心大减而兵败。523日,蒋介石宣布开除冯玉祥的党籍,解除其一切职务。24日,蒋介石下令通缉冯玉祥。27日,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

 

19304月,冯玉祥又与阎锡山联手,蒋、冯、阎战争在中原爆发。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部队土崩瓦解。此后,冯玉祥在汾阳城郊峪道河过起了隐居生活,但是这并不影响冯玉祥作为制衡蒋介石的力量存在。

 

19335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就任同盟军总司令。6月,同盟军收复多伦并将所有日伪军从察哈尔省境内驱逐出去。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民第一次攻克日本军队侵占的重要城镇据点。但是,在国民党中央军和日军的重兵压迫下,冯玉祥辞职,于19338月开始了第二次隐居泰山。此前一次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之时,冯玉祥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提议“出兵十万增援十九路军”,被蒋介石、汪精卫否决,19323月至10月,冯玉祥隐居泰山。

 

而此次,冯玉祥隐居泰山过着读书练字的生活,但并非从此不问政治,诚如周恩来在19411114日的《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一文中所说:“先生在不得志时,从未灰过心,丧过志,在困难时,从未失去过前途,所以先生能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在泰山两年,虽有汪精卫多次以内政部长等职利诱,但冯玉祥始终坚持原则:“谁抗日谁就是我的朋友,谁不抗日谁就是我的敌人。”汪精卫去北平途经泰山,想上山拜访冯玉祥,被冯玉祥拒绝。冯玉祥宣传抗日,公开批评蒋介石媚外独裁,蒋冯矛盾日深。

 

19354月,冯玉祥被授为陆军一级上将。随后,蒋介石先后两次电约冯玉祥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六中全会,冯玉祥的好友李烈钧也电促他早日赴会。此时,冯玉祥的幕僚对他去南京意见不一,但是冯玉祥认为去南京是为了推动蒋介石抗日,其余不足为虑。111日,冯玉祥抵达南京。在孔祥熙举办的宴会上,蒋介石向盟兄忏悔认错,而冯玉祥则认为蒋介石已有转变。12月,冯玉祥以蒋介石答应实行抗日为条件,在南京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一三”事变后,冯玉祥先后担任第三战区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赴前线指挥对日作战。就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之前,他写了一封遗嘱:“同日本鬼子打仗,是为了雪国耻、收失地,上可以对得住祖先,下可以对得住子孙,成功是成功,失败也是成功。不论到什么时候,我的子孙决不能同日本鬼子妥协。”

 

后来,第六战区被撤销,冯玉祥的副委员长和司令长官职务被撤销,只留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常委等虚职,“冯委员长办公处”也改成了“冯委员办公处”。冯玉祥则奔走于鄂、豫、湘、黔、川等省,宣传抗日和号召青年参军抗战。

 

193812月,冯玉祥一家随国民政府迁至陪都重庆,住在巴县中学。

 

“在巴县中学的时候我父亲老组织学习班。什么都讲,讲古的,也讲今的。一天,正好是翦伯赞讲话,父亲站起来很恭敬地说,伯赞先生,我得请个假,出去一下。过了一会儿,他带了个人进来——蒋介石。蒋介石也坐那儿听翦伯赞讲,翦讲完父亲讲。蒋介石对父亲讲的不太熟悉,父亲念了《三国演义》前头那首诗,蒋介石说,‘哎呀,您写得真好’。父亲说,‘哪是我写的’。”

 

1946210日,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并邀请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为总指挥,推选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章乃器等二十余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当参加大会的群众团体陆续进入会场时,由中统特务组织秘密拼凑的另外一个所谓“主席团”的成员吴人初(重庆市工会理事长)、刘野樵(重庆市农会常务理事)、周德侯(重庆市商会理事)等登上了主席台。周德侯叫嚷要刘野樵当执行主席,并悍然宣布开会。李公朴、施复亮上前阻拦遭到毒打。郭沫若、陶行知、章乃器、马寅初等和新闻记者及劳协会员六十余人也被打伤,遂酿成“较场口事件”。在事件中,李德全也受了伤,冯玉祥与蒋介石之间的裂痕更大了。

 

冯玉祥的机要秘书王倬如曾撰文说:“蒋将掀起大规模内战。冯忧心如焚,他的苦闷在于他坐视江河日下而无能为力,他对蒋的幻想最后破灭了。冯去美国之前,蒋冯矛盾已达到破裂的边缘,只是未公开化而已。”

 

抗战胜利后,冯玉祥一家乘船离开重庆回到南京。冯玉祥于是借考察水利的名义提出出国。在出国前,李济深也劝冯玉祥出国:“民主派有人在国外是最好的!”

 

蒋介石答应了冯玉祥的出国要求,但不同意冯玉祥家人随同前往。冯玉祥要求家人随同前往,蒋介石则要求李德全加入国民党、女儿冯理达加入三青团,否则不发护照。冯玉祥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蒋介石只能让步,不过只给了李德全和冯理达的护照。

 

1946年,冯玉祥作为“水利考察专使”赴美考察水利。出国前,他写了一首诗:“这次远去美利加(坚),时刻不忘我国家。德智群体都研究,回来建设新中华。”第二年9月,冯玉祥的另外三个孩子在女儿冯理达的未婚夫罗元铮的陪同下也来到美国。

 

“父亲此行赴美是想呼吁和平,反对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争取民主和平而斗争。此外,父亲也想通过考察美国水利来作为中国发展水利的借鉴。”冯弗伐分析父亲此行目的时说。

 

在美国,冯玉祥对国内政局十分关注,他发表大量演讲和文章谴责蒋介石。1947年,南京发生国民党反动政府镇压学生游行的“五二惨案”,冯玉祥当即在《世界日报》上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强烈谴责南京当局屠杀爱国学生,镇压民主运动。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中央日报》专发了一篇题为《斥冯玉祥》的社论回应冯玉祥:“在党国艰困之际,却反转过来,辱骂我们的党,骂我们的领袖蒋先生,这是叛党行为,是无人格、无骨气,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津贴。”

 

1115日,冯玉祥在《民族报》上发表了《我为什么与蒋介石决裂》一文,他说:“蒋政府是所有中国坏政府的顶点。无论多少外国金钱也不能挽救他的垮台。”“美国政府应当看到,依仗外国的支持以维持自身权力的一个腐败的少数派只是一个可怜的盟友。”

 

一个多月后的19471227日,一纸盖有“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大红印章的公函送到冯玉祥面前:“奉主席谕,先生考察职务以本年底为止,请于十二月底前回国。特达。”

 

1948年年初,冯玉祥在美国出版《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这本书由冯玉祥口述、李德全整理,记录冯玉祥先生二十年来与蒋介石的所历往事,在书中蒋介石被称为“小袁世凯”“希特勒第二”。

 

蒋介石则采取了更激烈的行动。他首先将冯玉祥开除出国民党,后又吊销了冯玉祥的护照。美国移民局马上控告冯玉祥无居留权。冯玉祥成为随时可能被暗害或引渡回国的政治流亡者。更为窘迫的是,冯玉祥一家失去了经济来源。“父亲在美国的朋友为我们找了一套每月只需交四十二美元的公寓,父母住大一点的一间卧室,我们夫妇住一间小卧室,妹妹颖达和晓达睡客厅,弟弟洪达没地方住,就在一间堆杂物的小房里打地铺。”冯弗伐说。

 

在苏联驻美大使潘友新的帮助下,1948731日,冯玉祥带领在美国的家人登上苏联客轮“胜利”号,踏上归国的航程。冯玉祥是应中共的邀请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



冯玉祥之死成谜

 

194891日,“胜利”号驶在茫茫的黑海上。冯玉祥携妻子儿女即将回到久别的祖国。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半倚在床上,向二十岁的女儿颖达和十九岁的女儿晓达,讲述着他1926年去苏联时的情景:“那时候苏联还很贫困,社会秩序也还没有完全上轨道,比较乱,但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劳动人民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气氛很浓厚,生机勃勃的。所以我就把洪国、弗能和弗伐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突然,冯玉祥打住话头,大家感觉到舱房内有一股异样的气味,回过头来一看,只见一丝黑烟正从门缝中涌进包间。

 

由于大火首先烧毁了无线电报务室,报务员连拍发“SOS(呼救信号)”的时间也没有。因此,外界对“胜利”号大火一无所知,也没有人前来救助。“胜利”号烈焰冲天,浓烟滚滚。

 

“谁也不知道那火是怎么着起来的。我两个妹妹正在头等舱听父亲讲故事,舱门开着。小妹晓达说去看看。后来我妹妹就没有了,什么也没找到。”冯理达回忆那场大火时说。

 

冯玉祥也接着跑向过道,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那里正是火源的中心。霎时,过道里浓烟滚滚,一片漆黑。李德全隐隐听到丈夫痛苦的呻吟声,此时浓烟已让她几乎窒息,她反身回到房间,晕倒在沙发上。

 

与此同时,另一间舱里,冯理达和丈夫罗元铮也看到了浓烟,冯理达说:“我们从窗口逃出去。弟弟洪达和我爱人罗元铮飞奔过去,将父母救了出来。发现父亲时,他已经昏迷不醒。”

 

船上的医生赶来,蹲下去翻开冯玉祥的眼皮看,瞳孔已经扩散,再试脉搏,气息全无。医生立刻对冯玉祥进行人工呼吸,但多时不见心脏起搏,而医生手边也没有任何急救药物。当他决定注射强心剂奔回医务室取药时,医务室也正在燃烧,什么药品也抢救不出来了。窒息过久,急救无药,顷刻之间,冯玉祥将军与世长辞。

 

冯玉祥和他的小女儿晓达,三名苏共中央委员以及二百多名乘客的生命就这样永远留在了那个遥远的黑海。

 

194895日,苏联《红星报》最后一版不显眼处,刊登了一条塔斯社的快讯,标题为《“胜利”号轮船发生不幸》:“敖德萨94日电:八月初,‘胜利’号轮船从纽约起航,驶往敖德萨……因处置不慎,致使电影胶片着火,船在途中发生火灾。有人员伤亡,死者中有冯玉祥元帅和他的女儿。该船已被带至敖德萨。调查仍在进行中。”报道称“电影胶片着火”致使不幸。报道还说,装殓冯玉祥遗体的灵柩已空运到莫斯科,按照元帅遗孀的意愿,遗体已被火化,死者的几名家眷、苏军和社会代表参加了葬礼,死者享受到了阵亡军人的待遇。

 

料理完后事,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接见了李德全。他说苏联政府愿意承担几个孩子的全部教育责任,直至完成学业。

 

对冯玉祥先生之死,美国国务院拒绝评论,只是不着边际地宣称:“蒋总统因冯玉祥之不忠行为,已于本年1月间撤销其政府职务。”

 

“关于父亲在黑海遇难,很多人都心存疑问,其中也包括我们这些家人。”冯弗伐说。

 

20世纪90年代,冯弗伐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曾就父亲遇害一事询问戴笠的心腹爱将沈醉。沈醉说:“冯将军到美国以后,发表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演讲,蒋介石十分怨恨,但国内形势吃紧,他的手没那么长了,顾不上了!”

 

2001年,周海婴先生在电话中向冯弗伐谈起此事,说他在1949年随母亲许广平到东北时,曾听到李德全向民主人士叙说冯玉祥遇难的经过,大家听后都感到悲痛又觉疑惑。

 

“她(李德全)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但忍着丧夫之痛,没有明确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冯玉祥的秘书赖亚力先生在晚年曾对冯洪达说,“据苏方的调查,大火是烈性炸药爆炸引起的。”

 

冯洪达夫人余华心说:“当时将军从美国回来坐的是头等舱。大火来的时候非常突然,一点先兆都没有,根本没有时间逃命,很明显这是一个经过精心谋划的谋杀行动。根据我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我个人推测是:特务事先在油漆轮船的时候,在油漆里混入了大量的烈性炸药。”

 

往事已矣,当年的那场大火到底是从何而来,现在实难做出定论。

 

“记得继母李德全向我们讲过父亲在舱道窒息后,被抬到甲板上时,已不省人事,但他的面颊上有一块以往从没有过的灰色圆形痕迹!”冯弗伐说。

 

感谢冯弗伐之女谷维元、冯洪达夫人余华心为本文的撰写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