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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档案:中国传世玉器全集

拾器古珠2018-05-15 15:47:44


  玉玦

  兴隆洼文化

  直径3、孔径0.7厘米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玉质碧绿色,细腻温润,表面有凹坑和土沁。外廓为不甚规整的圆形,中央稍偏处从两面钻一孔,孔的两面均有喇叭口现象。再以线锯穿入孔中并向玦体的一侧拉切出缺口,当接近完成时,线锯发生偏移,缺口弯曲,因此又从缺口外侧向内切割补做。从此玦的制作工艺看,尚处于朴素的原始阶段,略逊于查海和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玦,不排除其时代稍早的可能性。


  玉玦

  兴隆洼文化

  直径3.6、孔径2.6厘米

  现藏于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


  玉呈青黄色,器上有白色、褐色条状或片状沁斑。器呈圆环状,中间一孔由两面钻通,再以线切割法从孔一侧拉出一缺口。缺口不平。通体磨光。


  管状玉玦

  兴隆洼文化

  高4、外径3.8厘米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玉质青黄色,细腻温润,局部有浅褐色土沁。外形近管状,外壁略外凸,横剖面近椭圆形。在管中央稍偏位置钻一孔,孔壁有明显的螺旋痕。从孔内以线锯向玦体较窄的一侧拉切出纵向缺口,口壁可见弧形的线锯拉切痕迹。


  玉管

  兴隆洼文化

  高6.3、外径2.3厘米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玉质青黄色,局部有浅褐色点状沁斑。管体略扁圆,壁外凸,两端呈斜切的平面,孔从两端对钻,孔缘有磨痕,与查海遗址出土的玉管形制相同。


  玉匕形器

  兴隆洼文化

  长6.5、下端宽1.2厘米

  现藏于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


  玉质青黄色,有黄褐色沁。器呈匕形,上端扁平,其下有一喇叭状图案,下端出弧刃,刃缘尖薄锐利。通体磨光。


  玉锛

  兴隆洼文化

  残长3.3、上宽2.4、刃宽2.8厘米

  现藏于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


  碧玉质,杂有黑斑及土沁。磨制。器上端残断不存。单面刃器较钝,并向一侧斜,侧边起棱,一面存有钻孔残痕。


  神人形玉佩

  红山文化

  高14.6、宽6、厚4.7厘米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玉质黄绿色,身上有大面积铁褐色沁斑。器形为一戴动物冠的坐姿人像。人像尖下颚,蛋形首,面部窄而前凸,头上戴一动物头形冠,动物眼睛圆凸,有两个竖直的长角,双耳镂空。动物两角之间有浅刻网格纹。人细腰长腿,呈坐姿,上肢弯曲抚于腿上。器背颈部有大的对穿孔,可以悬挂佩带。这种坐人形玉佩还未在考古出土品中发现,原来一直认为是兽面人身的造型,但仔细观察,可以看出为人戴着冠的形象,所戴冠似傩舞时戴的动物冠面。


  带齿兽面形玉佩

  红山文化

  长16.5、宽5.4厘米

  现藏于天津博物馆


  玉质青绿色,有褐色沁。顶部单面钻一孔,兽面作圆目长齿,镂雕弧形眼眉,眉眼之外琢磨浅凹槽纹路。造型奇特,磨制技法粗朴原始,属红山文化典型器物。


  勾云形玉佩

  红山文化

  长16、宽9.8厘米

  现藏于天津博物馆


  玉质为青绿色,器上杂有黄褐色沁斑。薄片雕,器边缘呈双面刃状,表面随器形磨出宽凹槽,槽底刻单阴线。此种独特技法,唯红山文化玉器多见。


  鸟形玉佩

  红山文化

  长9.1 、宽4.3厘米

  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玉质受浸蚀呈青灰色,局部有黄白色斑。鸟作侧身飞翔状。器中间厚,至边缘渐薄成刃状。以简单的粗阴线刻划出鸟的头、颈、喙、翅及尾部,并留有毛刀痕。鸟的胸、腹、尾部有三个对钻孔。


  C形玉龙

  红山文化

  高25.5、宽21.8、曲长60、直径2.2~2.4厘米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玉质黄绿色。玉龙头部雕琢,单阴线眼,似梭形,大而凸出。吻部长而前凸,鼻上翘,下颚有两道阴线纹,所有阴刻线均不太深。脑后长鬣飘逸,神气生动,边缘呈刃状。龙身长圆柱形,光素,无肢无爪,无角无鳞,躯体似蛇,形成“C”字形曲线。中部有穿系孔,如以绳系挂中孔悬置,则正好水平平衡。这是目前所见最大的一件“C”字形玉龙。


  人踏兽形玉神像

  红山文化

  高27.7、最宽11.7厘米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玉质青绿色,背面有土斑胶着于玉器之上。体近长方形,中部厚,边缘较薄,并有一定的钝刃感。整器由一神人和一兽复合而成。神人头戴类似勾云的高冠,五官鲜明,三角形鼻凸出,身穿有服饰,在臂膊及后背上饰有网格纹。双手抚于胸前,并持一长杵类物,脚踏一弧形半圈。半圈下有一兽,兽首前伏,左右双前足,似投降状伏卧。背面则是正面纹饰的反面,饰有网格纹和瓦沟状勾云纹。


  玉猪龙

  红山文化

  高14.1、宽10.4厘米

  现藏于天津博物馆


  玉质黄绿色,温润纯净。首尾相对,呈“C”字形,阴线刻兽首:巨目圆睁,双唇紧闭,双耳高耸,极具神韵。余部雕刻极简,背脊对穿一孔。风格古朴浑重,是红山文化典型器物之一。


  玉猪龙

  红山文化

  直径6.7、厚2.3厘米

  现藏于旅顺博物馆


  玉质青色,局部有白斑。龙体卷曲呈“C”字形,首尾相对处出一缺口,尾端出尖。半圆形扁耳竖立,圆目,口微张,吻部前伸,有褶皱。纹饰以磨制的沟槽纹表现。龙体丰圆,颈背有一对钻圆穿。


  玉猪龙

  红山文化

  高5.9、宽4.8厘米

  现藏于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


  玉质黄绿色,黄褐色沁。兽体弓背卷曲,呈“C”字字形,头尾相接处有一缺口。兽首刻划较其他同类出土物简练,双耳正面直立,双圆眼外凸,面部以鼻梁为中心隐起脊凸并有若干条阴刻线纹,背部对钻一孔。从玉质和整体制作风格看,此猪龙与内蒙古敖汉旗大洼乡出土器以及天津博物馆收藏品基本一致,可证是红山文化玉器,也是红山文化标志性动物形象之一。


  玉猪龙

  红山文化

  高15.4、宽10.5、厚4.5厘米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玉质青绿色,有铁褐色沁。猪龙首大耳直立,双耳间打洼。双目圆睁,目下有两道阴刻纹表示皮纹,鼻孔大而圆,下吻部亦有两道阴刻纹,所有阴线均较粗浅且边缘圆滑。猪龙首以下光素,卷曲如环状,背部有两孔,均对钻而成。玦口未完全切割开。这类玉器在红山文化玉器中已发现多件,大多形体较小,超过10厘米高且较厚重者不多见。


  兽头形玉饰

  红山文化

  高5、宽4.5、厚2.8厘米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玉质黄绿色,较温润,局部有黄褐色玉皮。形似圆雕的猪首:一对扇形大耳,面部有多道凹凸纹表示褶皱纹理,一对可以穿系的对钻孔同时可以代表眼睛,吻部前伸,在吻部竖面上,雕琢凸起的上唇和微凹的鼻孔。下端为三角形的插榫,可以插嵌于其他器物上,未进行细加工。


  兽形玉坠

  红山文化

  高4.3、宽2.2厘米

  现藏于天津博物馆


  玉质葵黄色,柔润洁净。兽呈葫芦状。立耳,浅浮雕大圆眼,凸吻似豕,鼓腹,底一圆凸尾。颈后部横穿一孔,孔内有螺旋纹。背平素。这种动植物合体造型甚奇特,值得研究。其头部特点与红山文化玉猪龙有异曲同工之妙。


  玉鸮

  红山文化

  高5.7、宽5.2厘米

  现藏于天津博物馆


  玉质黄绿色,温润纯净。圆雕正视展翅立鸮,耸肩,翅膀以浅阳线雕羽毛纹,双足下部以阴线刻斜方格纹,背面颈部有两对对钻孔,其一钻豁,造型简约,刀法遒劲,其形制与内蒙古巴林右旗出土黄玉鸮极似。


  玉鸮

  红山文化

  高7.3、宽7.9厘米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玉质黄绿色,质地莹润,下部有铁锈红色沁。整体略呈方形。鸮首向上凸起,双眼圆睁,吻部凸出。爪收于腹下。此玉鸮形体厚大,略具象形,但神态十足。


  玉鸮

  红山文化

  长5.3、宽4.5、头厚1.9厘米

  现藏于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


  玉质黄色,有橘红色沁斑。圆目凸出,勾喙较短,双翅平展,双爪作下扑状,尾略呈扇面状并向前卷。后颈部穿象鼻孔。


  玉鸮

  红山文化

  高2.5、宽4.6、厚0.4厘米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玉质青绿色,器身有土褐色沁斑。玉鸮呈展翅状,正面琢出头和尖嘴,双翅与尾部有数道较粗的阴刻线表示羽纹。背面虽光素无纹,但有实心钻对穿的隧孔,上部对穿后,中间穿鼻残断,又从下面重新打一隧孔,孔内残留有一圈圈的钻孔痕和磨损痕,由此看出这件玉鸮当时曾长期佩戴。这件玉鸮造型与辽宁省阜新县胡头沟墓地1号墓出土的一件玉鸮相似,可证为红山文化玉器。


  斜口筒形玉器

  红山文化

  高4.6、口径8.1厘米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玉质深绿色,杂有黑色点状杂质,有一道裂隙纵贯上下。器作扁圆筒形,上端外敞作斜口,下端略窄作平口,较红山文化遗址中常见的玉斜口筒形器稍矮,也可能是残断后经过改制。这类器型在出土时多发现于死者的头部,所以现在学者倾向于认为其功能是巫师用于沟通天地的法器。


  玉臂鞲

  红山文化

  长10.5、中部宽7.8、厚0.5厘米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玉质青黄色。器体弯弧呈拱形,一侧有三个两面对钻的小孔,可供缝缀。拱面上以压地打凹技法碾磨出八条宽浅的凹沟,形似瓦沟,以有孔的一侧为底,从中心呈“U”字形对称分布,两道凹沟之间形成阳线凸棱。此器与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第三地点M9及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的玉臂饰相同。


  三孔形玉梳背

  红山文化

  长7、宽2.7厘米

  现藏于天津博物馆


  玉质灰青色,有少量黑褐色沁。器身并穿三个直径相同的圆孔,两端各外凸一弯形尖角,下部刻一排斜线,其下对钻四小孔,供插嵌木质或骨质梳齿之用。此器形制及纹饰与辽宁省凌源县三官甸子遗址采集的红山文化三孔形玉梳背相似。


  玉管

  红山文化

  长6.2、直径2.3、最大孔径1.4厘米

  现藏于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


  玉质浅黄色,温润细腻,有红色沁。一端磨平,另一端圆弧,横断面呈椭圆形。中孔对钻,平端孔较粗,孔内尚残存管钻内芯。


  蚕形玉佩

  红山文化

  长2.9、宽1.7厘米

  现藏于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


  玉质黄色。呈璜状,近头部横穿一孔,两面钻。头部有斜面,面上有浅圆形双目,斜面顶部有两个对称的小豁口,当为触角。通体磨光。


  箍形玉器内芯

  红山文化

  长11、最宽6厘米

  现藏于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


  玉质碧绿色。亚腰状,通体磨光。一端较窄,一端较宽,呈杵状。器身的背面存有一纵向的凹槽,一端较尖,尖端有两处圆窝,均有线割的孤线痕。从其形状看,应为制作箍形玉器时掏出的内芯,再次加工利用。


  玉璧

  良渚文化

  直径22、孔径4.6厘米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玉质青碧色,玉料斑驳,有褐色沁斑。玉璧扁平,表面光素无纹,但有多道弧形切割痕。璧两面均以浅细阴刻线刻有图案符号,因日久线条模糊,已无法辨别。目前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刻有符号者已发现多件,但其意义不详。


  神人面玉琮

  良渚文化

  高4.7、宽7.3厘米

  现藏于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


  玉质青白色,有深褐色沁斑。外方内圆,短射,上口径略大于下口径,上下两节饰两组简化兽面纹。该纹样的玉琮在良渚文化遗址和墓葬中多处出土,因此定为良渚文化玉器。


  神人面纹玉琮

  良渚文化

  高15.7、上宽7、下宽6.6厘米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玉质深绿色,交杂深浅不一的褐色。琮作方筒体,上大下小,射口为圆角之方形,孔壁平顺,为典型良渚文化晚期琮的形式。纹饰均为神人面纹,以同心双圈表现眼睛,外圈左右加琢短线是为眼角,代表冠饰的长横带上,碾有数道平行线纹。附清高宗时配制之木座,座底刻填金“乙” 字。


  神人面纹玉琮

  良渚文化

  高31、大端边径7.5×7.5、小端边径6.5×6.4、射

  高1.5厘米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玉质青绿色,玉料斑驳,后沁为黑褐色和暗红色。通体雕十二节简化的神人面纹,每节均以角为中心,刻饰简化的神人纹,冠、嘴均简化,但大多眼纹已模糊不清。玉琮两端对钻孔,呈明显的喇叭口状,管钻穿孔。在大端射口中间部分,雕琢一符号。这种刻有符号的良渚文化玉器,主要发现于玉璧与玉琮上,但数量并不多,有人认为这些符号可能与原始文字有关,也有人认为与原始宗教有某种联系。


  神人面纹玉琮

  良渚文化

  高34.8、宽6.4、上口径6.5、下口径5.6厘米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玉质青绿色,已受沁并盘玩为深褐色。器形呈方柱形,上端稍大,下端略小。内孔两面对钻。琮分十五节,每节四角均刻简化的人面纹。这种高节玉琮一般出现在良渚文化晚期,但如此高达十五节者十分少见。


  神人面纹玉琮

  良渚文化

  高38.2厘米

  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玉质青绿,并夹有褐、白绺斑。通体平滑光亮。形状呈外方内圆高柱体,上宽下窄,上射口略外撇。两端对钻孔,略偏,并留有台痕,孔径仅0.8厘米。器身共有15节,每节两凸一凹,与相邻的面组成一人面,每个平面都琢有圈形眼。直槽最上方有纤细如毫发的单阴线刻出的鸟纹。小鸟体态丰满,侧身平视,立于高柱形器上,栩栩如生。柱下连着四个圆珠及一盾形纹饰。整器线条刚劲流畅,琢制规整。


  神人面纹玉琮

  良渚文化

  高49.2、上宽6.4、下宽5.6厘米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玉质碧绿色,间有褐色沁斑。长方柱形,中心为对穿大圆孔,上下两端为圆形射口,上宽下窄。器身共有19节,以较粗横刻弦纹相隔。每节以四角为中轴线,雕刻一组纹饰,每组纹饰的上端用两道平等凸横棱表示羽冠,两侧刻有对称圆圈形为目,眼下方以转角凸方块表示鼻或口,构成一简化戴冠人面神像,全器共有76个神像。玉琮上端射部正中有“ ”纹,细如毫发,玉琮底部孔壁刻有斜三角纹饰。


  兽面纹琮形玉管

  良渚文化

  高4.15、边长1.2厘米

  现藏于杭州历史博物馆


  玉质青白色,受沁呈红褐色。长方柱形,外方内圆,中有对钻孔,孔两端略敞,如琮形。管面饰神人兽面纹,每组神人兽面纹均为单圈眼,饰眼角,下方短凸横棱为嘴。上方二条凸棱环绕器身一周,以示每组兽面纹的额、冠。凸棱上有纤细的阴刻线,局部已磨损。


  兽面鸟纹玉璜

  良渚文化

  长20.8、宽8.3、高0.6厘米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玉质黄褐色,局部有经火变黑的痕迹。器体呈半圆形,扁平,上端有两小孔。玉璜正反两面雕满连续回旋纹锦地。正面正中浮雕兽面纹,兽面大眼圈,方鼻,大嘴微张,嘴内出几何状獠牙。璜两端各有一鸟纹,侧身状,眼与鼻较夸张并稍几何化。兽面和鸟纹上均饰有回旋纹。此玉璜同附有一块同形楠木板,上刻有乾隆皇帝七言诗,从诗中可知,其最晚于清乾隆年间出土并进入清宫。

中国传世玉器全集

Chinese Jades in Traditional

北 京

古 方/主编

Gu Fang


  前 言
  中国古代玉器以其历史悠久,质地温润,色泽晶莹,功能广泛,技艺精湛而闻名遐尔,在世界文化史上独树一帜,被誉称“玉器之邦”。因此,一千年来,来围绕关于古玉鉴赏的话题一直常谈不休,谁在玉器的辨伪上能当之无愧地成为玉中的“标准器”?几千年前的玉器在古代社会的精神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我国史前社会主要用于祭祀神灵(六器)、标志人的社会地位的尊卑(六瑞)以及用于死后的殓葬(殓尸玉)(参见《周礼注疏·大宗伯》《周礼注疏·典瑞》)。在这三项活动中美玉的因素发挥着主体的功能。佩戴用玉器(佩)一定具有美的成份,同时又与祭祀神灵、标志人的社会地位的尊卑密切相联。可以说远古的一切文化活动都离不开玉和玉器。


  从这一角度来说,玉、玉器实为文化、理念的载体,又是古代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因而中国玉文化、玉观念、玉器工艺及其艺术得以持续不断地发展繁荣,成为华夏文明的代表性器物。这些都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逐渐得到证实。


  1928年殷墟遗址的发掘,中国的考古学正式步入正轨,殷墟发掘出土无以数计的古代遗址和墓葬,出土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玉器。到今天,中国的考古工作已走过了81年的艰难历程,出土的玉器从简概朴拙的新石器时代玉器、刚劲凝重的夏商玉器、流畅剔透的两周玉器、厚重有力的两汉玉器,也有新异典丽的唐代玉器、灵秀简劲的两宋玉器、敦厚别致的辽金元玉器,还有简练圆熟的明代玉器和繁缛富丽的清代玉器,基本展现了中国古代玉器发展的全貌。因为其玉器本身的功能所决定,出土的玉器尤以新石器时代到汉代的玉器最为完整,为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断代、辨伪积累了大量的通过正规田野发掘获得的科学资料,学名上把通过考古发掘的玉器统称之为“出土玉器”。这些玉器时代确切,功能明晰,是我国玉器发展史的骨架,也是辨伪的重要标准器。


  然而随着时代的推移,由于社会制度的演变、玉器功能的更替、殉葬制度的变化等多种原因,在文明社会里玉器的功能逐渐扩大与变化,上层统治者的祭神、政治、生活及殓葬用的玉器习俗逐渐减少,另一种生活用玉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主流,用玉的习俗推广到城乡士庶阶层,出现了不少的日常生活习俗及装饰用的各式新型玉器。出土玉器成“头重脚轻”局面,出土新石器时代玉器最多,依次递减,到宋元明清时期出土玉器更少,有人形容很像“倒立的金字塔”形状。可以说,出土玉器是鉴别史前至秦汉玉器的有力物证,但是对辨别唐以后的玉器,似乎显得无能为力些。因此,通过正式发掘出土玉器做辨伪标准器本身的局限性逐渐开始显现。


  宋代随着收藏古玉的活动逐渐升温,社会对古玉的需求量增加,宋代文人在慕古思潮支配下,积极搜集、整理、研究金石、玉等古物,并编辑成书,公诸于世,以广流传,如宋吕大临的《考古图》,赵明诚的《金石录》和《金石学》,欧阳修的《集古录》,王黼的《重修宣和博古图》,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洪适的《隶释》、《隶续》。据记载,到南宋时,杭州已有“七宝社”(《西湖老人繁盛录·诸行市》)、“七宝考古社”(耐得翁《都城纪胜·社会》)和“骨董行”(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三)等经营中外奇珍异宝的商家,出土的古玉也成为他们买卖的对象,流入收藏家的手中。伴随着这种爱玉的风气,另一种畸形现象正在悄悄蔓延,出土玉器不足、供不应求的局面来临,趋利若鹜的古玩商们乘机组织玉工伪造古玉,以假充真牟取高额利润,欺骗藏家,从明高濂编著的《遵生八笺·燕闲清赏·论古玉器》可窥一二。这种伪造古玉的行为一直持续到今天,那些造假者仍是兴致盎然,因而过去留下来的玉器中有不少伪古玉混在传世玉器中,其中相当多的仍被当作三代或汉宋玉器而流传。很显然,这种状况不利于玉器爱好者和藏家对玉文化的深入研究。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对传世古玉进行整理,经过辨析,区别真赝,分别对待,将真品编入玉文化及玉器史系列中,给予恰当评价,伪古玉需区别良莠。首先,仿传世古玉的辨伪工作是整理传世玉器的第一步,只有经过辨伪过程,剔除了伪古玉之后,才能集中历代的真玉加以利用或解释,这是辨伪的基础;其次,有大量的非考古发掘的玉器流入文物部门或收藏家手中,它包括工农业生产中经群众发现发掘出来的,以及不法者盗掘出土的玉器,也有大量的仿照图录或原器而制造的仿古玉。同样,也包括经科学发掘出土,或用其他方法挖掘出土的历代玉器以及伪造的古玉等两大类,这些也急需要鉴定与辨伪。这两方面都需要行之有效的标准器来对比,而仅仅靠“出土玉器”解决这些问题是远远不够的。那么是否有其它标准器能弥补“出土玉器”因自身原因所带来的先天不足呢?与其相辅相成的“传世玉器”填补了“出土玉器”的不足。我们这里所说的“传世玉器”概念指公立博物馆及文博管理部门收藏的非考古发掘出土、无具体出土地点或记录,以及不明来源的古代玉器,亦包括流传有序旧藏或捐赠的古代玉器。在此所指的传世古玉中堪充辨伪标准器者是有条件的,即其少量的纪年款识、千字文编号、刻有御制诗文等玉器,只有这批玉器具有辨伪标准器的价值,确可弥补出土玉器的不足。


  国人收藏传世古玉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的鉴定经验,从宋朝开始,金石学家和古玩鉴赏家就开始致力于传世玉器的收集与整理,关于鉴定古玉的古今专著已有不少种,这些专著的问世,不难看到对传世玉器的辨伪所作的努力,只是这些作者因受到时代或者当时客观条件的种种局限,不可能在书中提出辨伪标准器的深刻见解而已。因此,当时的观点众说纷纭,分歧错杂,未能整合梳理而趋于一致。由来已久的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仍在古玉鉴定领域发挥作用,扭转这一混乱局面是当今文物工作者和玉器研究家的当务之急,也是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基于此,在《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受到玉器学术界和古玉收藏界一致的热烈反响后,它的姊妹篇《中国传世玉器全集》的出版就显得很有必要。《中国传世玉器全集》共分八卷,以玉器发展阶段先后为序,即新石器时代、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和明清民国。收集了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博物馆馆藏传世玉器约2000余件(套),在这套书中传世玉器以隋唐至清代(含民国时期)玉器为主,兼以其他时期玉器为辅。一件传世古玉器应是其材质、工艺、美术、文物价值的总和。《中国传世玉器全集》中的玉器标本以造型和纹饰精美、质料优良、雕工细腻者优先,每卷有玉器彩色图版256幅,配有文字说明,并且全书均为中英文对照。除了玉器,这套书里还收取了一些翡翠、玛瑙、水晶和绿松石等制品。其中,有80%的传世玉器是首次面世,这套书籍的出版堪称是了解传世玉器演变脉络与面貌的重要实物资料与参考资料。全书资料丰富翔实,图版装祯精美,为研究中国古代玉器发展史和普及与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在鉴定方面为古玉爱好和收藏者提供了最为全面的标准器。


  传世古玉器的考古工作是一个探索性的工作,希望更多的人不定期探索、考证、觅宝,为中国古文化增添光彩,也希望各界人士通过《中国传世玉器全集》得到点滴收获,这也是我们编写这套书的初衷。

(文章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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